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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湖北党史>记忆拾贝

    回忆父亲萧华

    2021/04/06

    萧 云

      1916年,父亲萧华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一个贫苦泥瓦匠家庭。为了能够读书,父亲从小刻苦学习,总是考第一名,在萧氏家族奖励资助下,得以完成学业,一直到他参加红军。

      参加红军后,父亲先后担任连、营、团政委,他任团政委时才15岁。16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,34岁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。39岁被授予上将军衔,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。

    做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

      记得我上中学时,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,父亲的回答是:“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。”

      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在长征中,父亲是师级干部,部队配发了马,但骑在马上的往往不是父亲本人,而是伤病员。过草地时二师一个非常能打仗的连长周长胜负伤不能走路,父亲下命令用自己的马驮着周连长走出草地。到了抗日战争时,周长胜缴获敌人一匹好马,跑了几百里地,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把马送去给父亲,父亲坚决不收,最后还是115师代师长陈光说:“老萧,你不要,我要。”才算打了圆场。

      遵义会议后,“少共国际师”(由一群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装部队)被遣散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,父亲改任一军团组织部长。由于父亲善于做思想动员宣传等工作,军团首长随后任命他带领先遣工作团随先头部队行动。从此以后,长征中任何重大军事行动,父亲始终身先士卒,冲在第一线。他亲自带领先头部队,有时作战前动员,有时会亲自吹冲锋号……突破乌江,巧渡金沙江,彝海结盟,强渡大渡河,飞夺泸定桥,过雪山草地,腊子口,直罗镇战役,东征,西征……都有他的身影。特别是彝海结盟。父亲带领先遣队和小叶丹的四叔谈判,耐心做解释说服工作,不仅说服他放弃让红军帮他打冤家的想法,还采纳了通司(翻译)沙玛尔果的建议,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结为兄弟。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得知谈判结果喜出望外,立即骑马来到彝海边与小叶丹歃血结盟。年仅19岁的父亲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机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促成汉彝结盟,表现了他过人的才能。

      长征胜利后,父亲率领二师东征,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,被敌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,负重伤。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,看见后续部队四师的同志们时,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:“四师、二师比比看,谁是英雄,谁好汉!”四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,冲进硝烟……

      随后,在没有麻药、没有手术台、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,军医用菜刀给父亲做手术。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,嘴里咬着一条毛巾,一声未吭。等手术完成后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即便这样,军团首长也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,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。父亲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躺了一个月,伤未痊愈便回到红二师,这也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离开一线部队最长的一次。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,我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战斗里,战士大部分是被冻死的。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上,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看到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,就把自己的袜子、大衣脱给战士,当父亲看到冻得直流眼泪的韩司令时,又把自己的大衣脱给韩,而我的母亲则把自己的大衣脱给父亲……

      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,不管谁和他搭档,父亲总是挑重担,把战场准备工作、后勤工作、干部思想工作、部队和地方的动员与协调工作甚至于干部家属工作,全部一肩挑,默默干活,有了错误自己承担,有了成绩归功于他人,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和得到充分休息。

      父亲过世后,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:和老萧(指父亲)共事的那几年,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痛快的几年。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“分家”时,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。

    睡在毛泽东大床边的小床上

      父亲在1929年13岁时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,从那时起,父亲与毛主席之间一种类似师生和长辈的革命友情,伴随了父亲的一生。

      主席比父亲年长23岁。主席非常喜欢这个稚气又充满朝气天不怕地不怕的“小老表”。主席第二次来兴国,曾多次找父亲谈话。父亲汇报了兴国共青团的工作,主席认真地听、记,还不时插话,教父亲怎样做青年的工作。父亲在主席那里学到不少革命道理。第一次吃饺子时,席间主席高兴地唱山歌:“兴国出了个小娃娃,他的名字叫萧华,唉哟……”有几次谈得晚了,主席就叫人在他的大床边搭一小床,父亲睡在小床上。

      这以后,父亲被主席调入红军,给他的任务是组建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。当时红一军团正在整编,父亲随总前委一块生活、战斗了一个月。在这一个月中,主席和朱老总多次找父亲谈话,给父亲讲革命道理,介绍红军的情况,使父亲受益匪浅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朱老总在晚会上遇到我父亲,还会牵着他的手到处走,就像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朱老总比父亲大30岁。

      1974年父亲刚出狱(“文革”中,萧华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——编者注),年近九旬的朱德让康克清打来电话,说想见父母两人。当父亲、母亲来到朱老总家,朱老总一手拉着一个,连声说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”朱老总还像拉着孩子一样把父亲拉到书房,指着满屋子的书对父亲讲:“萧华呀,你被抄了家,现在什么也没有了,你平时爱看书,就把这些书都拉走吧。”见父亲满含热泪,又补充说,“拉走吧,我也快用不上了。”

      遵义会议后,少共国际师编散,父亲任一军团组织部长,经常找不到宿营地,主席只要碰见他,就会叫父亲和他一块睡。

      红军过草地前,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师政委。父亲带领红二师在草地行进,人困马乏,实在走不动了准备坐下休息,这时主席赶过来,见到父亲就说:“萧华累不累呀!……”“不行啊,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路呀!……”父亲二话没说,带着二师先头部队继续前进。

      1938年,由毛主席提议,中央军委急电,命父亲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挺进冀鲁边区,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。但随后又发来急电,叫父亲稍等几天,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。原因是主席在延河边碰到我母亲王新兰,当他得知王新兰是父亲的未婚妻后,和母亲开玩笑说:“萧华去的目的地渤海与日本只有一海之隔,近得很哪!你再不去找他,将来他到日本去了,当心日本姑娘把萧华抢走了!”主席的关怀使父亲非常感动,他随即回电:“主席,来电尽悉,国难时期,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,个人问题无须顾虑。”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,派人转交王新兰,母亲一直珍藏这份电报。

      主席在七大以后曾经对着新当选的中央委员讲过这样的话:你们当上了中央委员,不能骄傲,不要翘尾巴,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优秀的干部,像萧华、李井泉……没能当选中央委员,你们更要加倍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……

      新中国成立后,每年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天安门城楼上都要举办晚会,我多次跟着父亲登上天安门,经常见到父亲和主席坐在一个沙发上,无拘无束,谈笑风生,亲如一家。

    “萧华也是小华,年纪很轻嘛”

      父亲16岁时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。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。周总理长父亲18岁。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我父亲,就亲切地抓住他的手,使劲摇了摇,风趣而亲切地说:“萧华也是小华,年纪很轻嘛。”在以后的日子里,周伯伯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,青年开会,有请必到。

      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,中央的首长全来了。正当周恩来讲话时,突然有6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,敌机飞得很低,寻找轰炸目标。周恩来正要指挥大家撤出会场,敌机便开始轰炸,周恩来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,大喊一声:“卧倒!”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。炸弹在不远处爆炸,将王稼祥的腰部炸伤了。

      1933年8月,由总政青年部倡议,组建“少共国际师”。之后的一天,父亲正在前线,突然接到电话,周恩来政委命他迅速赶回总部。见面后,周恩来告诉他:“军委决定你去‘少共国际师’担任政治委员,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,部队才更有朝气嘛!”后来父亲得知,是周政委提名他当“少共国际师”政委。当年父亲17岁,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。

      长征开始时,“少共国际师”(15师)又归红一军团建制,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任务。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特别艰苦,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中央,阻击敌人。当他们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追赶部队时,沿途的粮食、补给都叫前卫部队吃光了。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,“少共国际师”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。湘江之战,担任阻击任务的“少共国际师”打得很惨烈,八千多子弟兵打得只剩下不足三千人,而且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。周恩来知道此事后,十分着急,命红一军团主力前去接应,好在父亲和师长彭绍辉机动灵活,在敌人未合围之前率主力从咸水圩渡过湘江,保存了实力。

      新中国成立后,每逢周末,周总理只要有空闲,总是邀父亲、母亲和当时最年轻的副总理习仲勋四人一块吃饺子,参加文娱活动。母亲要动手术,总理会亲自安排。1976年,总理去世后,父母非常难过,父亲用自己的专车一批又一批地把想去悼念总理的干部、老朋友和普通群众带到灵堂,去看总理最后一眼。

    罗荣桓为父母牵线

      1942年年初,在日军残酷“扫荡”下,山东根据地大片大片被日伪军蚕食,被迫缩在“南北十余里,东西一线穿”的狭窄地带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,力量悬殊,主观原因则是根据地主要领导之间长期存在意见分歧。主持115师工作的罗荣桓十分着急,多次致电中央调派领导同志去解决问题。中央决定派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经山东回延安并解决山东问题,4月,化名“胡服”的刘少奇到达115师驻地朱樊村。父亲具体负责刘少奇的接待工作。由于罗荣桓病重体弱,115师的工作由父亲向刘少奇汇报。父亲代表115师汇报完后,刘少奇请父亲谈谈自己的看法,父亲大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,分析了形势,坚决支持罗荣桓的正确主张。刘少奇听后十分满意,谈话中突然将父亲的笔记本拿过去,写了四个大字:“少年英俊”。抗战胜利后,中央命父亲带领3万人抢占东北(当时主席正在重庆谈判),就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议的。

      罗荣桓长父亲14岁,父亲作为罗荣桓的得力助手,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工作战斗在一起。罗荣桓对父亲就像良师、兄长,也是父亲的楷模。从教他打绑腿、打草鞋、怎样使用武器,到介绍战斗经验和红军情况,传、帮、带,支持和鼓励他做好红四军“团”的组建工作。在红军“肃反”运动中,父亲被当作“AB团”抓起来,罗荣桓从前线赶回来质问保卫干部:“萧华是毛委员亲自调来的青年委员,怎么也成了‘AB团’,马上放人!”父亲才幸免于难。

      为了锻炼父亲,取得基层工作经验,罗荣桓安排父亲从连的党代表干起,逐步从连、营、团一级一级地走向部队中层领导干部,并经历一次次战斗的洗礼,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部队指挥人员。在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,罗与父亲正在吃饭,一颗炮弹落在饭桌上,还好是臭弹未爆,两人拍拍身上的尘土,又继续吃饭。

      长征以后,父母在云阳镇相识、相爱到结婚,就是罗荣桓牵的线,从此后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和父母长期在一起生活、战斗,亲如一家。当抗战胜利后父亲率3万人渡海前往东北时,就把刚满周岁的姐姐萧雨托付给罗荣桓夫妇。在山东抗战期间,在罗帅和父亲的指挥下,115师用首脑机关吸引日军主力,而让自己的主力部队得以休整,伺机消灭敌人,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绝无仅有,给全军做了表率。

    创作《长征组歌》

      新中国成立以后,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。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,父亲终于累倒了。1964年2月,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,但仍然坚持工作,最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与安排下,由我的母亲陪着来到杭州养病。

     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,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。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,现在又有了空闲时间,于是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。为了写好组诗,父亲找来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,特别是他不太了解的红二、四方面军的资料。恰好我的母亲是四方面军文艺宣传队员,所以母亲成了组诗第一读者和第一位征求意见的人。

      从9月到11月,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“长征组诗”的创作中。父亲将创作完成的“长征组诗”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,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,随即给父亲打电话:“萧华同志啊,你为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,我谢谢你。”

     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,今天回想起来,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《长征组歌》,它更真实地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。

      (来源:《文史博览》2017年第7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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